海神信仰类型及其禳灾功能探析*
蔡勤禹赵珍新
(中国海洋大学 社会科学部，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海神信仰是沿海人们祈神禳灾和寻求平安幸福的一种信仰体系。从避灾护佑的功能分析，可以将海神分为海洋水体本位神、航海神、镇海神、引航神和全能神等。海神信仰的禳灾功能主要体现在给人们带来精神支柱，起到安定身心的作用；给社会带来安定，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海神信仰作为中华信仰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于民族文化传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海神信仰；海神类型；海洋灾害；禳灾
收稿日期：*2014-10-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近代以来我国应对海洋灾害机制变迁研究”(13YJA770002)阶段性成果；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专项课题“近代以来我国突发性海洋灾害应对机制研究”(AOCOUC2012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蔡勤禹(1966-)，男，河北邯郸人，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15)03-0025-05
Abstract:Sea-god worship is a belief system of coastal residents to avert disasters through sacrifice.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s of sea-gods' protection, sea gods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types: gods of aquatic creatures, gods of navigation, gods of tranquilization, gods of commerce, piloting gods, and almighty gods. The functions of averting disasters through sacrifice are embodied in the fact that sea-god worship not only plays the part of spiritual pillar, soothe the mind and soul, but also promotes social stability and bind the people together.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ystem of Chinese belief, sea-god worship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inheriting and transmitting national culture.
中国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国家，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形成了众多神灵体系，其中海洋神灵就是其中之一。沿海先民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对海洋的认识有限，无法科学地解释海上的瞬息变幻，便认为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灵，这些神灵就是海神。海神信仰是沿海民众敬畏海洋，祈望人格化的海洋神灵带来洪福安全的心理反映；从祛灾角度看，海神信仰也是几千年来先民抗拒海洋灾害、寻求心灵慰藉的一种方式。学术界对于海神信仰的功能已有研究，如王荣国对海神信仰与捕渔功能研究，叶澜涛对海神信仰的避难、求渔、求子功能探讨，*王荣国：《明清时期海神信仰与海洋渔业关系》，《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叶澜涛：《试论海神信仰的功能性特点》，《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但专门研究海神信仰的禳灾功能者阙如。本文拾遗补缺，希望通过研究能有助于海洋社会史研究的深化。
一、海神信仰类型
我们先考察一下海神信仰的类型，以便能深入认识哪些海神具有避难禳灾功能。海神是“人类在向海洋发展与开拓、利用的过程中对异己力量的崇拜，也就是对超自然和超社会力量的崇拜”。[1](P40)在我国古代神话中，关于海神的记载很多：《庄子》一书记录了黄河之神——“河伯”遇到北海神——“海若”，叹息自己视野狭隘，见识浅薄。《山海经》中记载了北海之神为“禺强”，东海之神为“禺虢”，南海之神为“不廷胡余”，西海之神为“弇兹”。汉代左思在《吴都赋》中介绍了“江婓于是往来，海童(西海之神)于是宴语”的扑朔迷离的生活片段。海神信仰自远古出现以来，便演化出不同类型。根据海神来源可以划分为五类：动物图腾崇拜与早期的海神、人兽同体的海神、人神同形的海神、由人鬼转化成的海神，其他海神信仰与淫祀。[2](P142-151)按照海神的功能可以划分为：海洋水体本位神、航海神、镇海神、引航神、商业神和全能神。下面主要从文化功能角度对不同海神来源、分布地域和信仰的表现等做一分析。
海洋水体本位神是指“对海洋水体崇拜而产生的神灵，和由此演化出来的神灵，以及对于栖息在海洋中的水族的崇拜而产生的鱼神、龟神等”。[1](P40)对于栖息海洋中的水族崇拜，如鱼神崇拜主要是对巨鱼、鲸鱼、鲨鱼等的崇拜；辽东地区视海龟为海神，不准捕捞，无意抓获需要虔诚放生；福建渔民则习惯将海龟看作海中吉祥物，作为渔家保护神的化身。山东沿海地区渔民认为“大鳖不能捕，是仙物”，如果不小心捕捞要说“哎呀，老人家，对不起，对不起”。[3](P624)沿海渔民将鲸鱼、鲨鱼、海龟、鳖等视为海神，是源于早期的海神信仰，这些海神成为海龙王信仰的一部分，成为海龙王麾下管辖的众海神。
航海神是从事海洋运输、海洋渔业的船员和渔民，为避免遇到海上灾难，保障航行安全而创造出的庇护神。如流行于江、浙、闽、粤、台等省的晏公信仰，初为闽江流域供奉，后成为妈祖下属的海神临水夫人。鱼商专业神的主要职责是保佑捕鱼丰收，如“渔师爷”也称“渔师菩萨”，流行于浙江台州地区一带，受渔民供奉；“楚太”信仰流行于江苏海州湾一带渔民中；“长年公”则是广东地区潮汕沿海渔民信仰的渔业神等。这些航海神，大多都是生前为渔民做了很多好事，死后被渔民供奉为海神，是属于由人鬼转化成的海神。
镇海神主要是为了镇住大海的狂风怒潮，逃避惩罚，免于海洋灾难的一种海神信仰。先民们认为大海被超自然和超社会的力量控制着，海洋灾害是“海龙王”、“风神”、“潮神”等海神发怒的结果。而巨石因面对狂风海潮的冲击岿然不动，人们便赋予巨石以灵性。海门的“镇海三将军石”，广东潮汕的“南海郡王”都是镇海灵石，作为海神供奉。
引航神是指为渔夫舟子指引航道、航向乃至港道，不至于发生海难而能平安抵达目的地的神灵。[3](P628)如浙江舟山一带供奉的“笼裤菩萨”，慈溪县圣山一带供奉的“圣山娘娘”，福建的“苏碧云”和“圣公爷”等都是为渔民引航，指点迷津，死后被尊奉为引航神的由人鬼转化成的海神。
在海神信仰体系中，龙王、妈祖属于全能神。我国对龙图腾的崇拜由来已久。《山海经》中记载：“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4](P10)先人们认为四海之中每个海都有专门的四海神灵来掌管。四海之神人兽同体，体现了先民的鸟图腾和蛇图腾或龙图腾的崇拜。《山海经》的四海海神体现了蛇(龙)图腾的崇拜。“古代帝王对龙王的推崇和祭祀始于唐代。北宋末年，朝廷正式册封龙王。”[5](P150)从此，东海龙王敖广、南海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顺以及西海龙王敖闰，这四海龙王为人们熟知。由于龙王管辖降雨，古代帝王祭祀求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现象十分常见。先民们认为龙王呼风唤雨，神通广大，无论出海、丰收还是求雨都将希望寄托于海龙王身上。宋代，海龙王信仰大大提高，庙宇广布，各地祭祀大典频繁，龙宫、龙王庙遍布城乡。农历二月二龙抬头、农历六月初十龙王诞辰、渔民出海捕鱼前和捕鱼回来后等节点上都通过隆重仪式祭祀龙王，求得龙王保佑出海安全，年年有鱼。
妈祖本名林默，是福建莆田市湄洲的一名女子，生于宋建隆元年，即公元960年。她出生在海边，从小练就了游泳本领，水性很好，经常救助海上遇难的客商、渔民。她27岁时，因在海上抢救遇险的船民而遇难。传说妈祖在遇难的9月9日登上湄洲妙峰山顶，随彩云升仙而去。关于妈祖，民间流传着许多故事：相传千里眼和顺风耳原来是湄洲西北方的两个水怪，经常出没作祟，危害渔民，渔民们请求妈祖降服。千里眼和顺风耳拥有特异功能，可视千里外之物，可听千里外之音，后来成为妈祖的“耳目”。也有传说晏公也曾浮海为怪，伤害海上的往来船只，妈祖以法力制之而不服，却变成龙兴起波涛冒犯天后。最终，晏公被妈祖所降，收入麾下成为海神。从妈祖的相关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妈祖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妈祖信仰体系也不断发展。在湄洲祖庙，泉州天后宫，台湾、澳门天后宫中，作为妈祖的“配祀神”少则十几，多则逾百。不仅妈祖收服的海怪可以成为妈祖的陪神，与妈祖相关的亲人也被纳入其中。此外，还包括佛教、道教相关的神灵和在妈祖信仰传播的过程中相互融合而归属于妈祖信仰体系的诸海神。妈祖也受到了朝廷重视，从宋至清，褒奖加封达40余次，遣使、谒拜、参祭、建庙不计其数。[6]妈祖神位越升越高，从“夫人”、“天妃”、“天后”到“天上圣母”，并列入了国家祭典，成为国家层面的海洋女神。[5](P155)从此，妈祖在海洋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
以上就海神信仰类型作了分析概述。直到今天，海神信仰仍是沿海地区主要的信仰体系。在每年的海神日，沿海渔民会以隆重仪式来祭拜，体现对海神的敬畏与崇拜，感谢他们在过去岁月给予的恩赐，祈望未来继续得到庇护。
二、海神信仰的禳灾功能
海神信仰从人们对海神的崇拜发展到对海神的祈求，反映了海神信仰的强烈功利性，人们对海神的祈求主要表现在避难、求渔、求子、护航、镇邪等多个方面。以往我们在研究应对海洋灾害时，更多地想到技术应对，诸如科学地预测、预警、预报、修建海塘、堤坝等工程性措施，而对于文化减灾关注很少。其实，人们在面对海洋灾害时，寻求海洋神灵庇佑，求得心灵的慰藉与寄托，通过海神的力量减轻和消除灾害压力，在心理上减轻对海洋灾害的紧张感。这种心理诉求不会因科技的进步而消除。如果说工程性防灾减灾是依靠科技来进行实体性物质应对，那么，海神信仰则是对人们心理上的紧张和不安进行精神抚慰，两种方式是在不同层面应对海洋灾害。我们在强调工具理性的重要性的同时，不可忽视价值理性在应对灾害中的作用。
海神作为“先民在对海域的接触认识和开发利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对自然力量的崇拜”[7](P153)，是原始社会“万物有灵”观的产物。这种观念并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而消失。“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对于一切人事休咎，莫不认为是天帝所决定，对自然的灾害，生产的丰歉，都用这种观点来解释。”[8](P144)这种“天命主义禳弭论”出现以后，延续不绝。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人们认识水平的差异，海神信仰顽强生存，并日渐成为人们精神信仰的一部分。下面就海神信仰在避难禳灾方面的作用进行论述。
1、海神信仰是人们的精神支柱，起到安定身心的作用
趋利避害是人们生存的本能，人们在面对海洋灾害时，总是希望有精神寄托、心理慰藉和心态平衡。于是，沿海渔民将希望寄托于超自然、超社会的海洋神灵身上，来保障自己能够平安度过海洋灾害带来的各种危险。这种寄托体现在三个方面：
(1)认为海洋灾害是海神发怒的结果。天命主义禳弭论是人们对海洋中的一些现象无法科学解释，特别是对许多海洋灾害无法有效抵御的反映，他们认为人间的一切灾害，都是天帝有意降罚于人类。比如认为狂风怒号、波涛汹涌是海洋神灵在发怒或对人们的惩罚，人们需要祭拜海神来让海神高兴息怒，或以隆重仪式来消弭海神惩罚，并保佑他们出海平安。再比如钱塘江大潮每年来时，波涛汹涌，蔚为壮观。钱塘江潮水造成的破坏，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宋代姚宽《西溪丛话》曰：“江挟海潮为杭人患，其来已久。唐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秋七月，大风，海水翻潮，溺民五千家，船千艘……”[9]又“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秋七月，钱塘江堤决16630余丈，漂民1600余家。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夏五月钱塘江堤决，秋九月钱塘江堤又决，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夏六月大风潮，江海溢……”[10]凶猛的潮水给钱塘江下游居民带来心理上的恐惧和财产与生命的损失。而在科学知识匮乏的情况下，人们又无法理解这种自然现象，从而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着它，他们认为是某种具有人格化的神灵——潮神在发威。再比如镇海神的出现就是先民们对海洋灾害抵御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镇海神可以镇住狂怒的波涛。明清时期，妈祖信仰的地位不断提升，先民们则从祈神避灾的角度转向妈祖，通过祭祀妈祖祈求减轻对人类的惩罚。这种人与自然通过海神显灵来沟通的方式，是天人感应反映，科学的发展并不能取代天命主义在沿海人群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神灵崇拜在进入21世纪后仍然不衰的原因所在。
(2)认为海洋神灵是保障人身安全、避免灾难的超然存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说：当人类对原因无知的情况下,无从找到祸福的根源,便只有归之于某种不可见的力量。可能就是在这种意义下,神最初是由人类的恐惧创造出来的。[10](P80)海洋神灵被赋予了庇护功能，《天妃庙记》记载：“自有天地以来，即有此海；有此海即有神以司之”。[1](P41)观音悲天悯人，海上巡洋，可以护航解困，保护沿海渔民的航海安全；潮神可以保障出海打鱼平安归来；风神可以帮助渔民们驱散海上的迷雾，避免台风的侵袭。而由人鬼转化成神的海神，如妈祖、水仙尊王、晏公、临水夫人、楚太等，都是因生前保护了沿海先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死后被尊为海神供奉，继续为渔民们的出海保驾护航。浙江钱塘江一带最有影响的潮神伍子胥被认为是人们的庇护神，有求则应，是一个代表正义和为民解忧的力量。民间有关潮神的传说屡出不穷：“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郡守马亮祷于子胥祠，下筑之明日，潮神考论潮为之却”。[9]又《异苑》云：“永嘉中，吴相伍员庙。吴郡人叔父为郎，在洛。值京都倾覆，归途阻塞，当济江，南风不得进。既投奏，即日得渡。”[11]而在沿海影响最大的妈祖神力更大。相传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宣称在海上屡得“天妃神显灵应，默伽佑相”。为此永乐皇帝下令在湄洲、长乐、太仓、南京以及京师北京建天妃庙宇，还亲自写了《南京弘仁普及天妃宫碑》的碑文，以表彰天妃的功德。[6]千余年来关于妈祖显灵救人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其神力更为多元化。北宋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其中记录了驶往高丽的中国外交师团归国时，在黄水洋深处发生严重险情，妈祖赶来，拯救了整个使团的生命。人们将很多历史战斗胜利的功劳归于妈祖，妈祖成为“无可替代的海洋女战神”，代表着“护国”与“庇民”的精神——能够抵御外族入侵，抓捕盗贼海寇，甚至驱逐荷兰殖民者，助郑成功收复台湾，帮施琅攻台完成祖国统一。[12](P70)人们出行在茫茫大海上，经常会遭遇到狂风恶浪，危在旦夕时，他们会在心中寻求妈祖救助，妈祖就是他们的救命恩神。因此出海的人群经常会祭祀妈祖，想起妈祖他们便有了安全感。
(3)海洋神灵的职责划分由简到繁，祈福祛灾的针对性更强。海神信仰的演变有一个从简到繁的过程，在海神被创造之初,只是为了保护沿海渔民们的出海安全,防止海洋灾害的侵袭。但是随着航海技术发展，航海专业细化以及渔业、远航、漕运等行业的兴起，各行业对庇佑要求也相应提高，都需要对应的专业神灵来庇护，由此航海保护神、镇海神、引航神、港神、风神、潮神等应运而生，海洋信仰体系不断壮大。中国海神众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的务实求验处世态度，人们总是希望通过虚幻或神格化的海神求得庇护，从而形成了有难则拜、有神则敬、礼多神不怪的心理，这种功利性使得海神众多，海神的功能越来越繁多。如观音、妈祖等海神的职能不断扩展，甚至达到无所不能的程度，如航海安全、渔业丰收、男女婚配，生儿育女，祛病消灾等等，都祈求神灵保佑，妈祖也从最初的保护神演化成全能神，对祈福的要求更是“有求必应”。
2、海神信仰给社会带来安定，起到凝聚人心作用
每当一场海洋灾害发生，总给人们带来物质损失、身体伤害和心理与精神创伤。物质易生，精神难愈。在海洋灾害发生以后，心理慰藉和精神抚慰显得尤为重要。海洋灾害的突发打破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常规，对人们形成或强或弱的刺激，使人们出现灾害心理状态，随之容易形成相应的心理和行为，积极的心理和行为可以达到消减灾害的目标，而消极的心理和行为反而容易扩大灾害的破坏程度。[13](P272)因此，在面临灾害时，海洋信仰可以带来积极的心理暗示，阻碍消极心理的产生，进一步达到消灾减灾的目的。海洋信仰主要通过以下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1)海神庇佑的心理慰藉可以使灾民较为从容地应对灾害，降低灾害造成的危害。我们以经常遭受洪涝灾害的南亚国家孟加拉国为例。孟加拉国位于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下游的三角洲上，约85%的地区属于低平的冲积平原，受东南亚季风气候影响，雨水较多，因地势较低，所以孟加拉国每年都会遭受严重的洪水侵袭。孟加拉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孟加拉国民也和神灵一直保持着敬畏又依赖的依存关系。[14](P102)孟加拉国民众一方面坦然面对洪灾，尽力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等待救援物资的到来；另一方面虔诚地认为是神灵在惩罚他们，为使神灵息怒，减少灾害发生的次数，孟加拉国民众不断地自省进而从精神和行为上不断提升自己。从该例子可以看出，面对灾害时孟加拉国民众的心理淡定，从积极方面来说避免了重大灾害发生导致社会动荡的恶果，使人们的心理能够尽快从灾害中调整过来，以积极的态度重建家园。由此，我们认为海洋神灵作为精神支柱，“尽管并不能满足世俗的一切愿望,却能给人们带来精神的安慰和幻想的幸福”，[6]有助于海洋灾害后的心理修复，提高海洋灾害中的自救和互救能力。
(2)海神信仰可以维护灾后的社会稳定，减少灾后冲突甚至犯罪发生的可能。海洋灾害发生后常常出现救济物资短缺，医疗卫生资源匮乏，瘟疫流行。同时，海洋灾害发生，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冲击，人们会产生某种适应、回避、或者减轻灾害的需要，促使心理紧张，产生避难消灾的动机，于是出现各种各样的行为，以达到满足某种需要，消除紧张的目标。灾害发生后心理恐慌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可能引发社会骚乱与动荡。人的自私性可能导致一些社会的弱势群体在“丛林法则”的作用下，打破常态社会下应该恪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发生诸如“凶岁子弟多暴”，“饥寒起盗心”等出轨行为。从历史上看，人口流移死亡、农民暴动和异族入侵等都与灾害发生有直接或间接关系。[8](P92)因此，如何防止灾害的发生给人们身心造成的巨大伤害，信仰的力量此时可以起到某种缓冲作用，海神信仰可以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心理和行为自我监督的保护机制，降低或者阻止冲突、暴力行为的产生，甚至对于仅存在于思维之中的贪念都会产生严重的负罪感。这就客观上稳定了受灾地区的和谐稳定，缓解了灾难引发的社会风险与动荡的压力。
(3)海神信仰可以提升族群的凝聚力。人们通过各种祭祀仪式联结在一起，为祈神禳灾找到共同的精神家园。海神信仰通常举办相应的祭祀仪式，而这些仪式“具有整合的力量，其功能在于它将所有人连接起来，宣扬社群中相似和共有的文化遗产，缩减社群中的差异，并使他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变得相近，从而有助于社会凝聚”。[15]在我国沿海地区仍然广布龙王庙和妈祖庙，港澳台地区的妈祖庙更多，每年进香朝拜的信徒成千上万，而在他们的诞辰日或忌日，朝拜者更是人山人海。除这种规模和影响大的祭祀外，沿海地区有各种形式的海神祭祀仪式，如山东日照市每年正月初五举行祭祀海龙王的“上杠”仪式；青岛即墨田横镇周戈庄在谷雨至清明节期间举行祭祀龙王等多位神灵的“田横祭海节”仪式，祭祀海龙王，观音等多位神灵；荣成渔民在谷雨节当天以海龙王和海神娘娘为祭祀主神举行的“谷雨节”仪式；蓬莱每年正月十三或者正月十四的午后，在龙王庙，妈祖庙和渔船上进行祭祀，祈求渔船平安返航的“渔灯节”仪式等。[16]正是这种祈神禳灾的共同心理，使大家走到一起，在海神面前，寻求共同的心灵寄托，构成了人们共同的心理和文化。海神信仰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海神信仰的负面性，这种寄希望于海神的祈福禳灾方式会麻痹和削弱人们应对海洋灾害的行动和努力，不利于科学应对海洋灾害事业的发展。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工具理性永远无法取代价值理性，科技事业的发达也无法取代人们心中对平安幸福的期盼，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经济结构和科技高度发达的港澳台及海外侨胞中妈祖信仰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作为一种文化，海神信仰以其悠久历史已深入人心，成为沿海人们的一种社会意识，成为中华文明一个组成部分。*2009年，“妈祖信仰”作为中国首个信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获得成功，证明了这种信仰存在的合理性和世界意义。因此，即使在科技发达和无神论盛行的今天，海神信仰在禳灾和凝聚人心方面依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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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ypes of Sea-God Worship and Functions of
Averting Disasters through Sacrifice
Cai QinyuZhao Zhenxi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Key words: sea-god worship; sea-god type; oceanic disasters; dispelling disasters through sacrifice
责任编辑：高雪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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